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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史抢救
岳炳忠:听党的话跟党走 努力做好民进工作
发布于:2011-12-20 打印本页 字体 :

       1959年暑假后,我被调往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任物理系主任。19632月,我被选为民进天津市委会秘书长仍兼任组织部长。这是我工作最忙、任务最重的时期。当时我家距学校20余里,每日早起晚归,途中奔波3个小时。当时民进开会都利用晚上,每次开完会回到家中常至深夜,还要继续备课。有一次我到会中央汇报,王绍鏊副主席、徐伯昕秘书长亲自听取汇报近两个小时,说我讲的内容丰富,经验很好,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会中央领导那种谦虚和蔼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至今难以忘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师范学院副院长,还被选为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从此,我的任务更重了,党和民进对我的要求更高了。

 

作为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是我的职责,每次全国政协开会,事先我都征求意见,会上争取发言,就当时的重点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或写成提案。1983年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期间,教育部普教司邀请几位师范院校的校长就中学教学计划征求意见。我看到初中每学期并行科目太多,周学时也太多,势必造成学生负担过重。我建议减少每学期的并行课目,减少周学时,相应地精减教材内容,减轻学生负担,以利学生全面发展,如有困难可考虑延长初中学制,改为四年,实行五、四、三制。主持会的教育部浦通修副部长表示赞同。1984年民进中央决定对师范教育改革向党中央提出建议,让我学些材料。我就关于高等师范教育改革问题先后写了两篇建议。一篇作为民进中央《关于改革师范教育的建议》的附件上报中共中央,一篇发表在民进中央会刊上。1994年我在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前,拜访了校党委书记,他谈到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这次会议上,我重点就教育经费问题提了建议,被摘要登在《人民日报》上。通过调研我深刻认识到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和建设,不仅是天津市的问题,而且是关系环渤海地区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并与在津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写了提案。1995年我又写了书面发言,政协印发至全会及中央各有关部门,争取中央给予优惠政策,以利滨海新区加速发展。

我在民进天津市委会一直分管组织工作,深知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性。但实际情况是:“文革”后已有20多年没有发展会员,会员年龄老化,后继乏人,发展任务十分艰巨。但做好组织工作是我的责任,我认真学习有关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有关同志共同研究,取得共识,齐抓共管。

 

在组织发展中虽然有许多困难,但仍反复强调坚持和全面理解“三个为主”的原则,处理好“三个关系”,注重质量,稳步发展,把发展组织和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注意年轻化。根据天津实际情况,下大力量突破薄弱环节,保持大学的优势,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经过10年来的艰苦工作,在文化出版、文艺、科技、医卫等各界发展了一些年龄较轻,水平较高,代表性较强的会员,并建立了支部。在中小学发展一些年龄较轻的高级、特级教师。在大学发展了一批40岁左右的教授、副教授,多数具有博士学位,不少已被评为博导,承担重任,从而建立了一支年龄较轻,素质较高的后备干部队伍。

 

为了提高后备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以适应党派工作的要求,市委会组织了中青年骨干培训班,采用经常学习和集中培训相结合的形式。集中培训多利用假期,除组织他们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外,同时邀请会中央和中共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同志作专题报告,我也借此机会谈了做党派工作的体会,使他们对党的统战政策,民进的会章、会史、优良的传统等都有明确的认识。同时,在会内外尽量安排他们一定的工作,交给一定的任务,使其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现在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已被选入天津市人大、政府、政协以及民进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参政议政的主要力量,已调北京的两位同志,一位被选为会中央常委和民进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另一位已任中央审计署副审计长。

 

天津民进的优势在大学,现有南开、天大、师大等十几个基层组织,为了便于领导和组织活动,充分发挥大学会员的作用,1990年市委会成立了大学工作委员会。每季度组织一次集体活动,由各基层组织轮流负责。这一决定得到各院校党委的大力支持,活动内容丰富多彩,组织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迄今从未间断,受到广大大学会的欢迎。有时院校的党政领导、其他党派成员也都参加。通过这些活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受到了教育,团结了群众,增强了凝聚力,促进了组织发展。

 

1958年以来,除“文革”时期外,每年我都参加会中央的会议,聆听中共中央和会中央领导的报告,每次参加会议,思想上都有收获和提高。“文革”以前,民进三代会期间,我曾受到毛主席和其他党中央主要领导的亲切接见,先后聆听过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国内外形势报告。每当回忆起这些,我感到做一个民进会员的无比幸福和自豪。“文革”后,我又连续四届评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次参加会议,都可以听到国务院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阅读了许多重要文献和资料。我学习了很多,得到了很多。我还多次到会中央汇报工作,得到明确的指示和热情的帮助。我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思想上的进步,认识上的提高,工作上的锻炼,都与民进分不开。因此,我热爱民进,热爱民进工作。现在我虽然退了下来,仍关心民进工作,愿民进阔步前进,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再创辉煌。

 

 

(作者原为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

(编辑: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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