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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人物
黄钰生(1898-1990)
发布于:1970-01-01 打印本页 字体 :

 

     

 

 

      一、 跨越世纪的非凡人生

      黄钰生,字子坚,著名教育家、图书馆学家。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15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仙桃镇。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1904年在家乡入私塾接受封建式教育。1909年十一岁时,随长兄去保定求学,1911年被送至天津舅父家寄居,舅父曾任直隶与奉天提学使,带给幼年黄钰生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传统教育。1912年春,十四岁的黄钰生,考入南开中学,从此与南开结下不解之缘。

      南开是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校长创办的私立学校。该校德、智、体三育并重,教学极严,校长每周亲自授课,对学生进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他的举止风范、思想品德被少年黄钰生奉为楷模。黄钰生酷爱读书,正课以外,他又深为一些社会改良的进步书刊所吸引,象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书以及进步刊物《新青年》都给他以启迪,使其爱国主义思想初露端倪,因而经常参加学生演说及反对袁世凯称帝、抵制日货等各种爱国活动。四年中学生活使聪敏好学而又勤奋的黄钰生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学业成绩很快名列前茅,1916年秋,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学校。当时清华仅是一个留美预备学校,其教育自然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教育,掺杂着浓厚的崇美思想。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主张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与封建礼教的新思潮,像磁石一般吸引着热血青年,同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黄钰生深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进步思想的影响。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正的约款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北京首先爆发了“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运动。黄钰生也投入了斗争洪流,作为清华的学生代表,曾多次向蔡元培先生请教。当时正处于各种学术思想极为活跃的年代,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开始传入中国。黄钰生遵循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精神,不论进步书刊,还是保守或顽固的书刊他都阅读,如《新青年》、《新潮》以及康有为的《不忍》与梁启超的《庸言》,同时接受新文化的思想,赞成“民主与科学”的主张。黄钰生出生于封建意识较浓的家庭,一定程度上受到封建礼教的压抑。他曾任孔教会的会长,却又十分痛恨封建枷锁。反帝反封的狂风暴雨洗涤着中国大地的污浊,也冲击着这位青年头脑中旧意识的壁垒。在中国这场巨大的历史转折中,黄钰生也终于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在矛盾和曲折中朝着进步的方向逐步走向成熟,除了蔡先生的反帝爱国思想外,黄钰生在这一时期还接受了外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化论思想和文学派别中的新浪漫主义。同时,其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也有所形成,这为他后来寻求真理设下了重重障碍。

      1919年黄钰生抱着教育救国的愿望,官费赴美留学。先到艾普敦的劳伦斯学院就读,攻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学和西方哲学,为其日后文学审美观和哲学思想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罗素的《哲学问题》引发了他对罗素哲学的浓厚兴趣,尤其是《自由人的崇拜》、《自由之路》、《自由与组织》等著作对黄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年后,黄钰生获得了劳伦斯学院的文凭,继而升入芝加哥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并接触到一些世界知名学者,学到了所谓科学的教育学、实验心理学,同时也听一些左翼作家的报告和讲演,甚至看到《共产党宣言》在这里被一些大胆的学者列为历史课的参考读物。

      在美留学期间,严谨的治学方法和思维训练使黄钰生学问上初窥门径、思路清晰、学业上收益丰厚,为其教育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之其具有民主主义的进步思想和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以致后来成为南开教育事业中颇负众望的著名教育家。

      1923年黄钰生获硕士学位,1924年与旅美华裔梅美德女士结婚。在等待通过博士论文之时,由于得不到清华学校的继续资助,同时张伯苓校长又急盼他到南开任教,便于1925年携新婚妻子回国,结束了在异国的求学生涯。旋即应张伯苓校长之邀,就任天津南开大学哲教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黄钰生等人被迫南下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转入昆明成立西南联大,这一时期,他一直担任要职,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和广大师生同甘共苦,这种对我国教育事业勇于奉献的精神,充分显示出一位教育家的高尚情操。

      1939年,与黄钰生共同生活了十五年的夫人梅美德不幸因病逝世于昆明。1941年,黄钰生与同为教师的叶一帆女士邂逅相遇并结婚,育有五个子女,相依相伴共同度过了三十八载,直至1979年叶一帆病逝。黄钰生的政治生涯可谓崎岖不平,但家庭生活却是美满幸福的,两位夫人都是数学老师,同样贤淑出色,也同样拥有真挚的爱情,又都是既有事业又堪称贤内助的女性。梅美德心地光明、富有爱心,当黄钰生的弟妹甥侄们需要帮助时,她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母亲般的爱。叶一帆则是一位能兼顾好事业和家庭、刚柔相济的贤淑女性,除了教书(曾是天津市少有的一级数学教师),还要抚育子女,包揽家务,多年来一直是黄钰生的坚强后盾。特别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冲击时,性格刚直的叶一帆,总是充当黄钰生的精神支柱,俩人相濡以沫,是一对能同甘共苦的患难夫妻。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钰生重返南开大学,被委任为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又挑起了复校建校工作的重担。1952年调至天津图书馆任馆长。1986年退居二线,任名誉馆长。1990年4月11日在津病逝,享年92岁。

      二、 教育生涯

      黄钰生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是南开大学的先驱、西南联大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卓越的成就使其成为了著名的教育家。在私立南开大学校史上,黄钰生可谓重要人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钰生的大学教育思想在南开大学发展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校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均亲历亲为,是南开早年历史的见证人。其热爱南开、为南开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品德,也已成为南开宝贵的精神财富。

      黄钰生在南大任职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作为张伯苓校长的主要助手襄理校政,曾任大学部主任、秘书长,执掌方面,深悉教育教学活动的规律和行政管理的要略。黄钰生曾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带进了南大。1927年起,他被任命为大学部主任(后改称秘书长)。从此他一面继续授课,一面承担教务、财务和总务工作。

      黄钰生先后在南开大学教授心理学、哲学和教育史。曾开设《普通心理学》、《教育概论》、《儿童心理学》等课程,此类课程构成哲学教育系的主干课程。其中《普通心理学》,是以美国吴士伟著《心理学》一书为教材;《教育学》是用桑代克和盖茨著《教育原理》为必读参考书,都是英文本。但讲授内容,并不仅限于这两本书,而是联系中国实际。他所以用英文原著,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他授课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语言精练,逻辑性强,善于启发学生积极思维。据邢公畹先生忆述:“黄先生教学严谨,特别是超人的口才,取得了良好效果。他讲心理学,经常座无虚席,外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踊跃旁听。”即使后来他兼任繁杂的校务管理,也未放弃教师本职,坚持课堂教学不辍。他于1930年所写《大学教育与南大的意义》一文称:“南大为经济所限,不敢侈谈研究,它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学机关,间或有点研究”而已,但是“大学的一切设置、人员、组织,都是为学问而预备的”。显然,当年他属于“学术本位”的守护者。他在教育学理论方面造诣颇深,在教育实践方面,也经验丰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对外国心理学家、教育家的言论,不是照搬,而是客观分析。如讲到心理学流派时,他对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瓦特生提出的S→R(刺激→反映)的公式和弗洛伊德的泛性论都进行过深入剖析和批判。他有些自编教材,一再修改,不肯发表。他编著的《儿童心理学讲义》,在20世纪30年代,算得上内容新颖的好教材。遗憾的是这份手稿在日本轰炸南开时被毁。

      南开是一所私立学校,经费、条件均不及实力雄厚的国立大学。但南开教授们的信念是宁可低薪多劳,也要把南开办好。黄钰生与伉乃如、华午晴、孟琴襄等一起,总包全校校务,从教学到后勤,事无巨细,认真负责,受到师生们的赞许和爱戴。

      毋庸讳言,当时南大的教育,偏重理工与经济,轻视人文。文科建制虽早,却始终难以摆脱不受重视的尴尬境遇,以致难成气候。1927年,作为文科主任的黄钰生提出《采集中精力政策以振兴文科计划书》,设计并实施对文科的改造,“计划书”归总为一点,便是使“文科所授各课,必须有衔接与贯通”。其目标是课程设置应精当合理,以保证日后教学与研究。实际上,这种改造正反映出南开内部两种大学理念的相互交锋。张伯苓对大学教育认识集中于社会和国家需求,以培养人才是否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作为衡量教育效绩的标尺,故而强调大学要培养具有现代能力之学生,要使之认识社会,服务社会;黄钰生则不同,其办学思想是一曰润身,二曰淑世。虽然他也认同张伯苓那种以社会本位为主的价值观,但更推崇以“润身”为主要内容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即重视大学的基本价值在于促进个人理智的发展,来达到完善个性的目的。两种不同价值观一旦在实践层面相遇,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与碰撞。应当承认,黄钰生将其大学理念调整为“淑世”为先,确是对张伯苓大学理念的一种让步,不过,其个人为本位的“润身”理念依旧深植于心。前者为社会,后者为个人。两种理念看似略有异同,实则迥异其趣。

      “九·一八”后天津备受日本兵蹂躏,南开大学附近就是日本兵营和飞机场,学校常受无端的挑衅和骚扰,狡诈的日本鬼子几乎每天都到南大来“参观”和“打靶”。学生们坐在秀山堂的教室里上课,鬼子兵们就在窗外肆无忌惮地“打靶”。 严重地干扰着南大的教学工作。黄钰生与斋务长郭屏藩等人一面机警地与日寇周旋,一面冒着生命危险暗地保护着师生安全和学校财产。为此张伯苓校长事后曾赠予“沉着应付”的条幅以示表彰。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津的日本驻屯军对南开大学时刻窥伺、多方骚扰。在这种情况下,黄钰生与师生一起做学校财产的抢运转移工作,组织学生及职工家属的搬迁、疏散。1937年7月29日凌晨,日寇把整个南开园夷为平地。他与杨石先教授等查过师生们确已安全离校,才怀着满腔愤恨离开天津,辗转南下,来到清华、北大和南开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后来由于战争的烽火,又不得不迁往昆明。于是临时大学的三百多名师生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入滇。并于1938年2月14日成立了湘黔滇旅行团指导委员会,委员包括黄钰生、李继侗、闻一多、曾昭伦、袁复礼等人,推定黄钰生为该委员会主席。1938年2月由长沙出发,一路丛山峻岭,日行近百里,宿营茅屋破庙,经过几十个日日夜夜,行程3600华里,于1938年4月28日抵达昆明。完成了中外文化史上罕见的文化大迁徙,谱写了我国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黄钰生能把这支队伍安全地带到昆明,可谓历尽艰辛。作为主席,他还负责财务,全团师生的生活费用都由他掌管。他说:“路经土匪出没地区时,真担惊受怕。白天我把钱揣在身上,晚上把钱枕在头下,生怕有疏忽。”他还风趣地说:“腰缠万贯,徒步三千是我一生中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曾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教授说:“联大迁昆明是最悲壮的一件事。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完成这一壮举,黄钰生功莫大焉。他成功的诀窍是加强团结,强调三校一家,如兄如弟。如果说他对南开有点偏私,那就是要求更严格。有一次为住宿分房和铺草问题,南开同学向他提意见,说北大、清华同学人多势大,我们吃亏了。他却说,我不爱听这校那校的,我不是经常说“三校一家”么?要好好团结,大家相处久了、熟了就好了。又半开玩笑的说:“如果南开同学与南开同学吵架,各打50板;如果与外校同学吵架,对南开同学加倍打。”消息一经传出,三校同学,很受感动,从而增强了团结。他身为湘黔滇旅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堪称任重道远,处处以身作则来感染周围的人。三百多人的衣食住行他都要管,甚至顿顿打灶,夜夜扎营。既是团长又是司务长,他从不叫苦。在这三百多人的集体中,按年龄他属于长者,按地位是一团之长,然而却没有半点特殊化,与学生吃一锅饭,同住地铺,同样跋山涉水。吃苦在前,无乐可享。天还未亮,他首先从地铺上爬起来;晚上,别人已经打鼾,他还在煤油灯下听汇报,处理当天的事务,计划明天的行程。在湘西、贵州疟疾区,他还亲自督促同学们每天服两粒疟疾丸,少数不懂事的同学说:“黄先生太婆婆妈妈了!”多数师生体会到这是先生待人真诚、富有责任感所致。就这样他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黄钰生也在校八年,他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抗战培养人才。西南联大在昆明匆匆成立,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虽然云南地方当局鼎立支持,校舍仍不敷应用。后来,由黄钰生出面,在西大门外低价购得荒地120亩,盖起了土坯草顶的“新校舍”,西南联大才算有了自己的教学基地。

      1938年8月,增设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由黄钰生担任师范学院院长,直至1946年结束。在他看来,师院不办则已,要办就要办得像样。他力求吸取中外办师范学院的长处。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记载,黄钰生担任师院院长后,曾设计了一幅办学蓝图,要把师院办成类似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或像我国古代的一个书院,在学习上,上大课的时候少,与辅导老师交谈的时候多;学生在学习正课之外,要博览群书,又要注重实践;在管理上,要像南开那样,严格管理,学生必须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早上要举行升旗仪式;学生的衣着要整洁而不华丽,仪态端庄而不放荡,口不出秽语,行不习恶人。除此之外,黄钰生为强化学生的师范意识,鼓励他们为人师表、为国育才,还为师院谱写了院歌。这种设想未尝不是黄钰生将多年来隐然于胸的大学理念付诸实践的尝试,那种将科学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理想,终于找到了可以实现的场所,尽管这个场所不尽如人意,这一次尝试也未能真正实现,但由此证明,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润身”教育,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也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

      要办好一个学院,必须具备有教师、经费、校舍和学生等几个条件。新增设的师范学院地址、经费等问题,黄钰生都不辞劳苦一一落实,最困难的还是教师的聘任。黄钰生亲自出面做工作,聘请了闻一多、冯友兰等四十余位教师,还聘请了朱自清等知名学者担任系主任。在师范学院增设后,西南联大常委会决定筹办师范学院附属学校,包括中学、小学和幼稚园,并于1940年7月10日成立了附设学校筹备委员会。黄钰生、冯友兰等教授为该会委员。在黄钰生拟就的《附设学校成立趣旨》上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们宁愿要玩皮淘气的孩子而不愿要无生气的孩子。根据这种认识,本校对于每个儿童的兴趣、胆量、气质加以爱护,对于艺术、音乐、劳作、团体活动等表现自我的科目,将特别注意。本校同人不敢希冀培植天才,但不践踏天才……”可以说,黄先生的这段文字,充分体现了西南联大办学的一贯精神。

      黄钰生是南开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兼大学秘书长,代表张伯苓校长参加联大管理层,对联大事业的创建和发展贡献良多。西南联合大学教育史的第一章“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长途教育行军大课堂就是在他的直接带队领导下完成的。黄钰生在西南联大领导班子中,是一位“不管部大臣”,凡不属于教务、总务、训导等部门主管的学校的临时大事梅校长都依靠黄钰生来负责。梅校长与黄钰生是南开中学的校友,同是张伯苓的亲淑门生,所以对其依赖有加。黄钰生也不负所托,事务不问巨细,总是默默无闻地潜心完成分外工作。黄钰生的师范学院院长业绩,有口皆碑,不消赘述了。他是位教育专家,有教育理论,有教育理想,有秉承张伯苓办学的教育经验,有满腹经纶的办学才干,善于用人团结人合作共事。联大任命黄钰生自兼附校主任多种任务加于一身,业务负担确也是足够沉重的。黄钰生显示了他的非凡工作才干,不但师院办得井井有序,实现了为云南培养优秀中学师资的任务要求,而且师院附中也办成为昆明市的著名中学之一。特别应该记录的,是黄钰生在把师院办成为名副其实的师范教育殿堂之余,还为师院的未来发展走向做了精细筹谋。从1943年就开始筹划一旦抗日战争胜利,三校复员北返,师院能够及时脱离母体成为独立的云南师范校。制定了“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过渡时期办法方案”,做好未来独立的筹备工作。办学实践双管齐下,未雨绸缪,远见卓识,尽出于爱国敬业精神,堪可启示于后人!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秋,三校开始复员,昆明师范学院按计划独立诞生,占用大西门外原西南联合大学校址,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留给云南人民的一座永恒的纪念丰碑。昆明师范学院于1984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1998年与云南教育学院、云南体育教师进修学院合并,组成今日的新云南师范大学,该校至今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各科人才。体现了西南联大和黄钰生院长为西南地方发展文化教育培养急需人才的初衷。黄钰生的无限遗爱永远留驻在大西南边陲!

      黄钰生和查良钊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今云南师大)的第一、二任院长。有一年联大校庆,黄钰生先生谈到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谐应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查良钊先生就配上“自然、自由、自在”为下联。他解释说,自然是求真不贵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我理解是如果无求还要有所作为就不自在了,不知对不对。查师笃信孔孟及佛道之言,这里是不是有清静无为的意思,我就不得而知了)。他认为在如云、如海、如山的气氛中,三校同仁必然向往自然、自由、自在。这副对联是对联大纪念碑“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最好注释。抗日战争期间,全国有许多联大,但只有西南联大由于云南特殊的环境提供了天时、地利,又有三校的人和,才能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甚至超水平的人才。这就是西南联大能成为学术殿堂和民主堡垒的奥妙。

      不随人愿的是,日本人的飞机不断空袭昆明,致使附中、附小因安全问题迟迟不能正式开课。然而我们发现,身为师范学院院长兼附中主任的黄钰生先生,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自责。他在致家长公开函中说:“钰忝领校务,处理乏术,致使诸生学业旷废至两月之久,衷心欠仄,莫可言谕……钰惭愧之余,愿将筹备校舍经过以及目前之状况奉白贵家,尚乞明教是荷……” 在致西南联大校务会主席梅贻琦的公开函中,亦自责连连:“至于师院校舍之处理,凡钰以师院院长之资格,应行负责之处,钰自当负责……” 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如今哪里得寻?

      黄钰生作为一位教育学教授,身为师范学院院长,除授课外,做了大量的教育和行政工作,培养出一大批教育人才,至西南联大结束,师范学院的本科毕业生人数已近两百人,大大地充实了云南中等教育的师资队伍,既填补了云南从30年代初期形成的师范教育的空白,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云南中等教育师资严重荒缺的实际状况,为发展云南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从增设到独立,黄钰生的工作是善始善终的。他在任期间,由于废寝忘食地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他出色的才华,显示了南开人的素质,提高了南开人的声望。

      西南联大工作结束后,张伯苓决定派黄钰生回天津重建南开园,并委任其为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承担南开大学复校、建校工作的重任。为使复校工作顺利进行,张校长推荐他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但黄钰生不愿做官。于是张校长让人写信致黄钰生:“天津教育局长事,校长虽然不愿勉强吾兄屈就,唯为南开计,校长以为兄若能帮助干五六个月,实为两便。” 于是只好被迫兼任了天津市教育局长,并没有领取过一文钱薪金。而这短短的历程却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腐朽的真面目,决心与之决裂。随即黄钰生开始筹措复校工作,成立了南开大学复校筹备处,收回八里台原校舍852亩,接受六里台的中日中学、农场、综合运动场、苗圃等110亩。这样,沿卫津河南北2里,东西1里均为南开大学校园。可以想象,南大在战后之所以能迅速恢复,是与黄钰生所做的大量艰苦工作分不开的。其间,张伯苓因政务羁縻远在重庆,尽将南开校务委托于杨石先、黄钰生、陈序经、冯文潜诸人,他们的大学理念似颇接近,深知人文科学在大学之中的重要意义。因此在重建南开的过程中,他们多能便宜行事,规划南开的学科版图。那时,南开由盛转衰,亟待复兴,一切皆似白手起家,而正因为是从头再来,创痛虽巨,但也赶上了旧邦新命的机会。1942年初,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创设即是冯文潜、黄钰生等人因时借势,振兴南开人文学科的一次成功尝试。其时,南开在人文学科的建构上颇有举动。1941年7月24日,冯文潜在日记中提到,“接贺昌群复自昭电‘诀应南开聘’”。同年9月1日早晨,杨石先来找冯文潜,并送上陈序经来函,“其中有致坚(即黄钰生)一信,谈许烺光事云‘弟意将来文学院缺人才,人类学与历史关系较密。或者将来历史系可以加以人类学与人文地理’”。上述种种记述,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冯、黄、陈等人对发展南开文科的普遍共识与所作的努力。正是由于当时黄、冯诸人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的南开才能迅速集合起较为规整的文史哲学科群。
     

      天津解放前夕,黄钰生几次拒绝了国民党的诱惑。国民党教育部并将黄钰生列为“抢救南运的大学教授”之一,曾通过学生送来最后一班由津飞沪的六张飞机票,劝黄先生全家去台湾,被黄先生婉言谢绝了。他向往新中国诞生,希望中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于是他接受了地下党护校的命令,师生共同努力保护南大的安全,天津解放之时,终于将南开完整无缺地移交给人民政府。学校投入了人民的怀抱,他为南开奋斗27年的功绩,是他爱国、救国、挚爱教育事业并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办学的最好证明。

      黄钰生为南开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希望通过他和南开同仁的努力,继续培养出立志为爱国、救国和振兴中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下一代人才。他那种秉公无私、先人后己的风范被后人所称颂。当七七事变后日寇炮轰南开之前,他与杨石先教授冒着生命危险,指挥师生疏散、转移物资的时候,他自己的家具一件未动,是最后乘小船离开学校的。

      黄钰生一生十分服膺蔡元培先生,自称是他的“私淑弟子”,想必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深深影响着黄钰生对大学教育的理解。“追随张伯苓,心仪蔡元培”,恐怕这才是黄钰生教育生涯的真实写照。作为南开校史上的关键人物,黄钰生先生主持大学校政多年,深悉校中学术与管理方面的优劣,甚或涉及许多不便公之于众,但又裨益于校史研究的隐秘,因此深入研究黄钰生实属必要。

      晚年的黄钰生,仍在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着奉献:1983年,由北大、清华、浙大、燕京、南开、西南联大六校的天津校友会联合创办了天津联合业余大学,黄钰生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确立办校方针和工作制度、延聘教师、团结同仁等方面,他都发挥了轴心作用。这所学校现在还在蓬勃发展。从这一点来讲,黄钰生确是一位值得后人尊敬和爱戴的教育家。

      三、 图书馆事业

      1952年,黄钰生在高等院校调整时从南开大学调任天津图书馆馆长。黄馆长是建国以来继李霁野先生之后的第二任馆长,他以一个教育家的资历从事图书馆工作三十八年,成为图书馆界德高望重的专家和领导。黄钰生与周总理、冯文潜教授是南开中学的同窗校友,1959年周总理与黄钰生、冯文潜会面时,知道他们都在图书馆工作,就说:“图书馆工作需要渊博的知识,旧知识分子做这个工作是合适的,不过要照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办事。”周总理这番话着实激励了黄钰生。从此,他更加忠诚于图书馆事业,并富有创造性地为天津图书馆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公共图书馆中开展科技文献检索服务,是黄钰生卓有成效的建树之一。1956年当周总理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黄馆长立即积极响应,提出“把为生产、科研服务作为全馆工作的重点”,在公共图书馆界首创建立了科技服务部及文献检索室,并组织力量编写了《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书刊介绍汇编》一书。为图书馆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和途径。科技文献检索的作用有以下几点:1.适应需要,为科学研究项目、生产关键项目提供文献线索;为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的科研和技术水平,提供最新的文献信息,便利工程技术人员查找专业资料,特别是节省高级科技人员用于查找文献的时间。同时,也便利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2、发挥书刊的作用,首先是发挥集中到检索室几千册刊物的作用;由文献线索所指引到的书刊,也将因而发挥他们的作用。3、促进在职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特别是利用文献这一方面的成长。4、给文献检索方法的试验和研究提供场所。为此科技文献检索室的创立,已为许多兄弟图书馆仿效,并延续至今。为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做出了贡献。

      1957年,天津市委根据“向科学进军”的需要,把市图书馆当年的图书经费,由原来的三万元增加到二十万元,黄馆长买书有两条原则:一是针对本市实际需要;二是考虑藏书的系统性。他十分重视图书馆的藏书建设、目录建设和读者服务工作,还精心规划、认真访求,广辟渠道,补充藏书,并强调藏书的针对性、系统性、科学性和计划性。他曾说:“图书馆没有暴发户,要靠长期积累。藏书就象屯兵一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为天津图书馆打下坚实的藏书基础,并逐步形成了天津馆的藏书特点。天津图书馆藏书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其中浸透着黄老的心血。黄钰生还非常重视和关心第一线的读者服务工作。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到外借处和阅览室直接了解读者的需要,为读者借书还书,凭借在图书馆工作多年的经验,他向青年馆员提出了十二字的要求:“ 了解需求,熟悉馆藏,积极服务”。同时,还要求年轻同志“知书识字”。“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这些言简意赅的经验总结,对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至今仍起着指导作用。                                                                                                                                                                                                                                                                                                                                                                                                                                                                                                                                                                                                                                                                                                                                                                                                                                                                                                                                                                                                                                                                                                                                                                                                                                                                                                                                                                                                                                                                                                                                                                                                                                                                                                                                                                                                                                                                                                                                                                                                                                                                                                                                                                                                                                                                                                                                                                                                                                                                                                                                                                                                                                                                                                                                                                                                                                           

      黄馆长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不仅在于业务建设上,更重要的在于他重视和培养人才。他以教育家的襟怀,不顾自己八十高龄,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地为青年们开办“英语学习班”。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他都照常上课不误。老人家总是乘坐第一班公交车,提前到馆给学员们上课。 “四人帮”横行时黄馆长曾主办过英语学习班。当时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英语班被迫停办,粉碎“四人帮”后他再度开设英语学习班,并根据学员的学习程度分高、中、初三个班讲课,每周上五节课,都是利用早七时至八时的工余时间,中午他帮助学习较差的同志补习;深夜他又要批改作业和准备教材。黄老曾在一首题为《八十初度开班授科技英语》的抒怀诗中写到:“步履食眠俱不差,何须细细计年华。无端感伤畴昔事,老圃殷勤灌百花。” 黄馆长确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圃”,当年他殷勤浇灌的“百花”,现都已成为图书馆各项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黄馆长不仅办班带新人,他还有计划、有目的地在外文图书采购和文献检索等方面扶植年轻人。众所周知,要搞好外文图书采购,工作人员不仅要熟悉馆藏,而且必须精通外语,掌握多种学科的基本知识,了解读者需要和生产、科研的发展动向,更重要的还要对国外著名出版商的概况及出版特色、出版动态了如指掌,这样才能买到科技工作者所需要的好书,把钱花在刀刃上。黄馆长经过多年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向青年们耐心传授,细心辅导。选购图书时他和大家逐本审定。黄馆长和年轻馆员有时为定购一本书,要翻阅大量的资料,有时还专门召开读者座谈会,广泛征求科研人员的意见后才定夺。通过黄馆长这样的言传身教,青年馆员从中既学到搞好图书馆工作的科学方法,又培养了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导下,积极主张开展图书馆界的国际交往可谓黄馆长的另一成就。1981年应美国图书馆协会的邀请,他以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的身份出访美国,与美国费城图书馆建立了图书交换关系。他还热情地接待港、澳、台和外国朋友的来访。黄馆长生前时刻关心着祖国统一大业。1982年春节,黄馆长发表了《致台湾图书馆界贺壬戌春节的信》,信中向台湾同行提出四点建议:(一)两岸图书馆界,在业务上互相通气;(二)两岸的图书馆之间,在书刊收藏上互通有无;(三)两岸图书馆工作者,交流经验,互相观摩;(四)两岸图书馆工作者共同努力,促进祖国统一。

      黄钰生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还体现在天津图书馆新馆的建设上。从新馆工程进行可行性研究时起,一直是在黄馆长的关心和领导下进行的。在他84岁高龄时,曾亲自给胡启立市长写信,详述另址新建馆舍的必要性,对馆址及建设规模、用地面积等都发表了明确意见。在黄馆长的关心和努力下,天津图书馆新馆工程才终于立了项。对于新馆的建设,黄馆长提出:不仅是把新馆工程建设好,而且要把老馆的藏书、目录整理好。他曾提出“三个整整齐齐”进新馆的指导思想,即“整整齐齐的书刊,整整齐齐的目录,整整齐齐的队伍”。他还多次到新馆工地视察和指导工作,并热切希望新馆尽快建成投入使用。就在他病重弥留之际,仍在关心着新馆工程。遗憾的是,从项目立项到方案确定、工程建设,一直关注新馆建设进展的黄馆长,没有等到工程竣工的这一天,没有对整整齐齐的馆舍看上一眼。回忆往事,更加深了对黄钰生馆长的思念。

      黄钰生在天津图书馆工作三十余年,为天津图书馆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是教育家,又是图书馆学家,对这双重的学术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四、政治生涯

      黄钰生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党组成员,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进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进天津市委员会名誉主委,天津联合业余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天津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理事长,天津心理学会理事长,天津情报学会名誉理事长,天津南开大学校友会总会理事长等多种职务。

      天津解放之初,黄钰生曾经犹豫、彷徨过,但在党的教育下,很快就开始追求进步。1953年开始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委员,并在大会中发言。他引用托尔斯泰名著的标题“苦难的历程”来说明自己转向并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过程。通过在政协的学习,他懂得了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协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应起的作用,并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全国政协和天津政协的组织下,黄钰生到过鄂、湘、川、赣、晋、陕、内蒙古、闽等地参观、调查,获益颇多。多年来,他还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1983年3月,他85岁高龄时,率北大、清华、浙大、燕京、西南联大和南开大学的校友共同创办了天津联合业余大学,并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老圃殷勤灌百花”的精神,为天津联合大学的创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1956年,黄钰生参加了以文教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被尊称为天津民进五位元老之一。通过参加民进的政治学习和会务工作的实践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共事中,他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他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懂得了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应该是共产党的助手,在反映现实情况和沟通意见上,应该是党的诤友。民主党派还应该在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做好联系工作,使之互相支援、促进。他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为加强我市民进组织的建设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他从事民进工作三十四年来,特别是作为民进天津市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56年加入民进,旋任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1983年被选任民进中央委员,1988年改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作风谦虚、诚恳、朴实,平易近人,谈话风趣而又深含哲理使人信服,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经常用自己亲身经历了“四个朝代”、“四面旗帜”的对比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与必然;他经常以个人的思想转变和亲身感受现身说法,帮助团结会员共同进步,深受广大会员的爱戴。他一直主持民进市委员会领导层的中心学习组的学习,带头敞思想、亮观点,使学习组成员颇受教益。他始终关心会员的政治进步,他对老年会员经常以“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来勉励,对青年会员经常以“学然后知不足”来鼓励,大家都感到亲切,感到受教育。就在他因年高退出领导班子担任名誉主委时,还谆谆告诫会员:“‘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愿和全体会员一道,遵循这条真理去努力实践。”

      改革开放以后,这位桃李满天下的老人,还充分利用在海内外的关系和影响,做了不少统战工作,曾热情接待港、澳、台和欧美的朋友,并撰写对台宣传稿件,担任天津市海外联谊顾问。作为民进会员、知名学者出国讲学、探亲,鼓励亲朋好友们多做有益于统一祖国大业的工作。数次进行对台广播,为振兴中华、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四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黄钰生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结识与自己同岁的周,两人很熟悉,后来周留学日本时致函冯文潜,信中还问及黄子坚到哪儿去了,学何专业?黄先生自述:自己有一个“红色晚年”,实出自周总理的引导。他常常向人谈起自己一生经过三次国体变革、四次国旗变更的经历。他认为:国与爱国这两个词的含义,在三个时期有共同之处,也有三者截然不同之处。他说:我爱锦绣河山、富含宝藏的国土;爱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爱光辉、灿烂、悠久的文化。对于斯土、斯民、斯文化的爱,是三个时期共同的爱国主义。但是,我不大爱大清国,不爱龙旗,虽然我留过小辫,当过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子民。以孙中山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以蒋介石为末任总统的中华民国的五色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我爱过,但是我现在不爱它们了。为什么我不爱这两个国体的国旗呢?因为它们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世界民族面前,抬不起头来。我现在爱,而且热爱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五星红旗。我为什么爱这个国家和这面国旗呢?因为它们使我,在世界民族面前,昂首阔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我在旧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新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旧中国和新中国,土地还是地球上的那同一块土地,民族还是由五十几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一个贫穷落后、四分五裂、受人欺侮、大多数人饥寒交迫的旧中国,经过短短的三十多年,就变成一个繁荣昌盛、团结统一、受人尊敬、全国人民丰衣足食的新中国呢?只有一个答案: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好。我观察了三十多年,不到半个世纪,我现在下结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今后,我们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黄钰生曾说,从满清封建王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历尽沧桑,饱尝艰辛,只有到了老年才找到了归宿。他认为,自从1974年他76岁时受到周总理的赞许和鼓励以来,便开始进入红色晚年。此后,他多次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更加兢兢业业地为政协,为民主党派,为教育事业,为图书馆事业工作。他那种认真负责,孜孜不倦的工作之风,越来越多地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1986年88岁时退居二线,改任天津图书馆名誉馆长后,仍关心选书和培养人才的工作。

      1985年12月,87岁高龄的黄钰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此时此刻,他的精神格外兴奋,表示要以有限的时间,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句诗情调消极、颓废、悲观。他赞扬宋人韩琦的“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的诗句。黄老这种老当益壮、为党为人民不知疲倦、勤勤恳恳的奉献精神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

      1986年12月27日,南开大学为他举行了座谈会,宣布“国家教委撤消了1952年给予黄钰生撤消南开大学秘书长及天津津沽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职务的处分的决定”。从此,老人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包袱得以真正彻底解除,这使黄老深受感动。他说:“这又一次说明了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的”。

      黄老是通过长期学习和社会实践来认识并接受马列主义、实现思想转变的。当然,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他的转变有着深厚的内在基础。在南开中学,他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以及为公众服务的良好锻炼;在五四运动中,他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他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修养,又从西方文化中广泛汲取了营养。他养成一种凡事要问个为什么的科学态度和表里如一的坦率作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他忠于职守,公而忘私,凡事认真负责,不辞繁琐,力求创新。他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是鞠躬尽瘁、为国辛劳的一生,是呕心沥血、献身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一生。他以自己的赤诚和辛勤的汗水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从1978年至1981年连续四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 

      黄钰生先生作为文教界的耆宿,其阅世之长、经历之丰富,盖属鲜见。以九十二岁高龄辞世,也可谓寿尽天年了。黄钰生为人随和平易、风趣幽默、随遇而安,虽历经多重风雨磨难,但仍能近乎“人瑞”,这恐怕与其性格不无关系。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持真理、追求进步、严以责已、宽以待人、不计名利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以及治学严谨、提携后学、诲人不倦的治学风范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黄钰生年表



1898(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四月十五日(农历三月二十三)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仙桃镇(今仙桃市)附近的鲫鱼垸菱排  。
1904年      在家乡入私塾。
1909年      入保定模范小学。
1911年    辛亥革命。随长兄立猷去天津舅父(卢靖,字木斋,曾任直隶与奉天提学使)家。
1912年—1916年    在天津南开学校(后改称南开中学)肄业。
1916年—1919年    在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肄业。
1919年    官费赴美国留学。在爱普顿的劳伦斯学院攻读文学和哲学。
1920年    入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学。副修心理学。
1923年    获硕士学位。
1924年    与梅美德结婚。
1925年    偕梅美德回国。任天津南开大学哲教系教授。
1927年    兼任南开学校大学部主任(后改称秘书长)。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七月底,日寇炮轰南开大学,全力保卫校产。九月去长沙参与临时大学筹备工作。
1938年    三百余名临时大学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于是年二月自长沙出发,步行入滇,任辅导委员会主席。四月二十八日旅行团抵达云南昆明。 任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院长。
1939年    梅美德病逝于昆明
1940年    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中、附小主任。
1941年    与叶一帆在昆明结婚。
1945年    抗战胜利,返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1945年—1946年    兼任天津市教育局长四个月。
1948年    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命令,保护校产。
1951年    在“五反”运动中被诬贪污,受隔离审查,最后结论:“贪污是没有的”。
1952年    调至天津人民图书馆任馆长。
1953年    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委员。
1954年    任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委。
1956年    任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委。 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旋任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后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进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进天津市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中被长期隔离,多次批斗,被诬为“美蒋特务”、“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等。
1977—1978年    当选为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历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    中共天津人民图书馆支委会宣布撤消1975年天津市委文教组对黄钰生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的意见。
1978—1981年    连续四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
1979年    叶一帆病逝于天津。
1979年前后    在政协组织下,先后赴湘、赣、晋、陕、鄂、川、闽、蒙等地参观、调查。
1981年     赴美国旧金山、华盛顿州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第一百次年会。
1983年     任天津市联合业余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5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6年     退居二线,任天津图书馆名誉馆长。    南开大学宣布国家教委撤消1952年“给予黄钰生撤消南开大学秘书长及天津市津沽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职务的处分”的决定。
1990年     4月11日病逝于天津,享年九十二岁。     

        

(焦玫 宋民萍撰文 黄满审阅)

(作者:焦玫 宋民萍 民进会员、天津图书馆馆员)


(编辑: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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